鲍威尔首提或在年内Taper：通胀之忧未歇，两大挑战在前

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如期开启，在疫情挥之不去的影响下，本次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的盛会仍以线上视频交流的方式召开。在这场为期3天的会议中，最受市场关注的莫过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昨日晚10点发表的讲话。

围绕这次会议的主题“不平衡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鲍威尔发表了题为“新冠疫情时期的货币政策”的演讲。他用大篇幅描述了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对劳动力市场和通胀数据的详细研判，最后聚焦于货币政策的前景。

鲍威尔线上演讲

图源 / 网络

鲍威尔表示，鉴于货币政策已经起到作用，如经济发展符合预期，今年开始缩减购债是合适的。但未来减少资产购买的时间和速度与加息的时点无关。

相对于此前市场的万众期待，鲍威尔此番发言可算是“中规中矩，毫无亮点”。不过对于美联储和市场来说也许都算是件好事：美联储实现了向市场稳妥地传达信息的目的，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相对明确的信号——Taper已经渐行渐近；市场在此预期之下，一旦Taper真正开启，反应也不会太过剧烈。

从本次市场表现来看，市场将鲍威尔的讲话理解为偏鸽派，于是美股、大宗商品纷纷上涨，美元走跌。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纷纷走高，纳指再创历史新高。

距离年内Taper

只差一份优秀的就业数据

在评价劳动力市场时，鲍威尔承认最近几个月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已经大为改观。目前，美国职位空缺和辞职的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这对求职者有利，有助于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空间。不过鲍威尔担心的是，长期失业率仍然很高，劳动参与率的恢复落后，虽然在过去的复苏中一直如此。

面对Delta病毒带来的新一轮疫情，鲍威尔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担忧。他称，“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上升，学校重新开学以及失业补贴的到期，一些可能阻碍求职者的因素可能正在消退。虽然Delta疫情重燃了近期的风险，但经济继续向充分就业水平迈进的前景是良好的。”

在鲍威尔发表上述讲话后，美联储二把手——副主席克拉里达也表达了同样的乐观态度。他一方面预警新冠Delta变异毒株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一方面称“美国病例增加还不至于严重到让我改变对前景看法的程度”。

众所周知，美国7月非农创下93.4万人的亮眼成绩，不过当时Delta病毒的影响还未真正到来。目前美联储正在考虑今年11月还是12月开启缩减购债，所以接下来的8月、9月、10月非农数据将至关重要，一旦数据表现超预期，且连续两次走好，那么Taper则指日可待。

通胀动态是复杂的

需要持续跟踪评估

在发言中，鲍威尔承认经济的迅速重启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截至7月的一年内，美国PCE及核心PCE远远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通胀目标，企业和消费者普遍反映工资和价格有上升的压力。不过，他认为，通胀的动态是复杂的，需要持续跟踪评估。他主要谈了三点：

首先，美国通胀并非全面通胀，而是主要受到疫情和经济重新开放直接影响的几类相对狭窄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耐用品和能源价格。不过，伴随着供应短缺现象缓解，一些高通胀的项目已经有所缓和。鲍威尔以耐用消费品举例。在疫情之前的25年，耐用品通胀一直低于服务业通胀。言外之意，当下耐用品通胀超过服务业通胀的情况是特殊的、暂时的、不可持续的。但美联储对通胀更广泛的蔓延感到担忧。

其次，工资增长平稳，目前并未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这意味着美联储不承认美国正在上演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式通胀，而这是一种可导致永久性的通胀走高的通胀形式。但鲍威尔也表示将仔细监测工资进展。

第三，美联储对长期通胀预期的监测显示，美国长期通胀预期快速回升，但与其2%的目标大体一致。不过，美联储已注意到过去全球长期存在的去通胀因素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包括技术进步、全球化、人口因素，以及央行对维持价格稳定的有力且成功的承诺。但是鲍威尔称，目前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因素已经逆转或减弱。 

货币政策前景：

长期通胀会走高吗？

在最后一部分，鲍威尔谈到了上述情况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鲍威尔实际上谈了两点问题。

一是表达了对判断暂时性通胀判断的信心不足。鲍威尔坦陈，中央银行一直面临将临时性通胀波峰与更麻烦的事态发展区分的难题。“中央银行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临时性因素导致的通胀会褪去”。鲍威尔举了正反两个例子，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贸然对抗暂时性通胀伤害了经济，另一个是70年代通胀开启，因重视不够而演化至80年代的高通胀。对此，鲍威尔只能表示“将继续仔细监测”。

一个就是市场最为关注的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目前来看，与此前市场预期基本一致，即年内将缩减购债，关键在于时间是11月还是12月。如前所述，这主要取决于未来几次非农就业报告的数据。一旦数据向好，年内Taper已是铁板钉钉。此外，他还表示缩减购债与加息时点无关，这也与7月议息会议纪要所透露的信息一致，并无新意。

宏观政策两大挑战

纵观这份中规中矩的报告，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未来的宏观政策，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长期通胀走向变化问题。鲍威尔在讲话中提到了技术进步、全球化、人口这三个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变量。不过他认为还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已经逆转。

但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真相并非如此。在新近出版的《人口大逆转》中，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认为，通胀可能会持续高于大多数央行的预期，因为世界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已经殆尽，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叠加，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将通胀和利率从低位拉回。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短期很难验证真伪，这就给宏观政策制定带来挑战。➡️荐书 | 廖岷、缪延亮对话古德哈特，谈人口大逆转

另一个则是世界众多经济体都在面临的不平衡复苏问题，这已经被视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之一。这次的不平衡复苏虽然有疫情导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但其关键在于贫富分化问题加剧。实际上，关于分配与不平等的研究曾经主导了19世纪欧洲古典时期和20世纪美国进步时代的经济学发展，然而随着新古典学派的出现，经济学逐渐将兴趣转向关注经济增长。当前，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已经认识到，收入和财产分配失衡问题愈发突出，开始影响到潜在经济增速，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也愈发重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谁能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谁便可能在未来的长期竞争中获得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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